昆明國際交易會上，全州8個縣都是國家級貧困縣的文山在招商引資中前所未有地簽進了一個“大單”———亞洲最大的造紙企業(yè)向文山協議投資2.92億美元，新建550萬畝速生豐產原料林基地；同時從造林后第四年開始，將在當地建設年產60萬噸至120萬噸的化學紙漿廠和年產50萬噸的造紙廠，意向總投資18億美元（據《中國青年報》）。

　　在地方官員看來，這是“不能不抓的大機遇”；在村民看來，這更是脫貧致富的福祉：村干部在村民的集體要求下央求鄉(xiāng)領導“我們也要種桉樹”，已經受益的村民在別人的“眼紅”下對種桉充滿夢想，沒有爭取到種桉指標的村一片沮喪———可在對種桉和造紙掌握有專業(yè)信息的專家看來，這將是一場大“災難”：改植桉樹將讓文山面臨新的石漠化威脅，對生物多樣性也構成難以想象的嚴峻挑戰(zhàn)，這是一種生態(tài)倒退，而且造紙也會形成相當大的污染。

　　無疑，這是一場脫貧沖動下多數人的非理性和專家理性的較量。集體性的極端貧困常常意味著一種非理性，因為貧窮的狀態(tài)會讓人的思考變得異常單純，變得鼠目寸光，脫貧差不多成了惟一沖動，致富成了最大的利益、最務實的正義，如此沖動的排他性是非常暴戾的。

　　所以，此次“造桉事件”并不是像往常一樣僅僅是地方官員“形象工程”和“政績”的功利考慮，大多數的村民是擁戴“造桉”的核心力量，他們在強烈的發(fā)展欲望和脫貧沖動下歡呼“災難”的降臨。這就是脫貧沖動下的多數人暴力，完全可以預測，如果就“造桉與否”在文山地區(qū)來一次表決的話，反對造桉的專家將成眾矢之的，造桉將高歌猛進無堅不摧地得到推進，可這也將遠離正義，釀成自身的災難。

　　前段時間媒體熱議過“強縣擴權”的政策，河南、湖北、浙江等不少省區(qū)選擇了“強縣擴權”，通過在行政層面上確認和擴大經濟強縣的經濟管理權和社會管理權，帶動縣域經濟突破“市管縣”所形成的體制性障礙，加速駛入高速發(fā)展的快車道。強縣要擴權，因為強縣有足夠的經濟理性在權力行使上實現自控，那弱縣、貧困縣怎么辦呢？弱縣要收權！

　　因為弱縣在經濟貧困下缺乏公共理性，脫貧沖動下的多數人暴力很容易在發(fā)展路徑的選擇上與正義南轅北轍。局部眼前利益的一葉障目，很難讓貧困者看到經濟騰飛的泰山，結果地區(qū)間的貧富鴻溝將越陷越深，差距將越拉越大———云南文山的造桉熱潮鮮明地昭示了這一點。在那些貧困的地區(qū)，多數人意愿的選擇之外，還應該有一種更高的理性對發(fā)展進行調控。